在古代，擦屁股的物品可谓五花八门，拭秽物的选择主要考虑本地的环境因素，就地取材。富人用羊毛、织物等柔软物品；穷人则用烂布头、树枝、树叶、青草、干草、土块、小石块、农作物秸秆、果皮、植物壳等，附近有水源的则用水洗。
古罗马时期，流行用海绵棒擦抹，把海绵绑在小木棍的一头，每次使用后用水洗净，再放入醋桶中消毒，重复使用。
日本在公元8世纪流行用专门制作的木条作拭秽物。
中国古代学者颜之推（531年—597年）所著的《颜氏家训》中提到：“吾每读圣人之书，未尝不肃敬对之；其故纸有《五经》词义，及贤达姓名，不敢秽用也。”意思是说，我每日恭敬地读圣贤人写的书，对印有《五经》内容和贤达人姓名的旧纸，我绝不敢拿它来擦屁股。可见，用旧书拭秽在1400年前就有了。
造纸及印刷的工业化使人们很容易得到书籍和报纸，废弃的书报杂志自然就成了理想的拭秽物。英国政治家飞利浦·多默·斯坦霍普在1747年写给儿子的信中提到：“有位先生买了一本平装的《贺拉斯》，他每次如厕便从书上撕下几页带到方便处，一边排便一边阅读，便后再用这几页纸擦屁股，这样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”
其实，便后如何清洁，也和民族习惯有关。古时用水清洗，这一习惯现在在很多地区仍延续下来，当地的人认为，用水洗比用纸更干净，也更卫生，清洗完毕后再用肥皂洗手。
笔者在埃塞俄比亚工作时，我的司机就用一个矿泉水瓶子装满非饮用水放在车上，每次他下车方便，就随手拿着这瓶水，回来时瓶子空了，遇到水源再装满水备用。
英国学者李约瑟（1900年-1995年）主编的《中国科学文明史》提到，公元851年，一名阿拉伯游客到中国，见中国人用纸拭秽而不用水洗感到好奇。当然，那时的擦屁股纸很粗糙，也没考虑消毒等卫生因素，只能称其为“草纸”，还算不上是卫生纸。
到14世纪初，在大致相当于今天浙江省一带的地区，每年生产草纸1000万包，每包1000-10000张。
1393年，明代南京皇宫消费了72万张草纸，每张90厘米长、60厘米宽。明太祖朱元璋时皇室就用了15000张更柔软的草纸，而且还加了香料。
1857年12月8日，盖伊蒂在纽约市安大街41号生产带商标的卫生纸，上面印有水印“J C Gayetty N Y”。盖伊蒂卫生纸是片状的，含芦荟萃取液，它可让纸更柔软，每包500张，售价0.5美元。
当时，有医生把盖伊蒂称作是“江湖骗子”，因为他在卫生纸包装上印有广告语“具有预防痔疮作用的医用产品”。第二年，盖伊蒂把广告语改为“当代最必需的必需品”，并警告消费者“用有毒纸张擦拭人体敏感部位会带来风险”。
片状卫生纸的形状和尺寸，在1999年以前是长方形的，长11厘米、宽10厘米；1999年以后改为正方形，边长是10厘米。目前又变回长方形，长10厘米、宽9.4厘米。
以上卫生纸规格是各时期最常见的，当然，有不同规格的卫生纸供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。
1871年发明了卷筒卫生纸
1871年7月25日，美国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赛斯·惠勒最早在美国申请了卷筒卫生纸专利，专利批准文号是272369。惠勒还申请了卷筒卫生纸支架专利。
这种专利卫生纸就是我们目前普遍使用的卷纸，中间有个芯，也就是空心纸筒，在上面缠绕卫生纸，卫生纸宽度为10厘米左右，每隔大约11厘米横向打上一条小孔，就像邮票那样便于撕开。
美国斯科特纸业公司从1890年开始大量生产卷筒卫生纸，从此，卷纸很快在工业化国家流行起来。该公司从1907年开始还生产纸巾，并从1930年起生产盒装折叠纸巾（抽纸）。
抽水马桶的普及让卫生纸消费量剧增，因为使用普通纸张会堵塞马桶下面的管道，卫生纸柔软，易分解，很容易从马桶冲入下水道，不会造成堵塞。
1942年，皇冠牌（Andrex）更柔软的两层卷筒卫生纸在英国沃尔瑟姆斯托问世。从这种卷纸上撕下一段，是两层叠在一起的，这样的卫生纸既保持了柔软性，也提高了吸水性，避免污物渗透出来让使用者难堪。
为了便于卫生纸使用后在排水管道里分解，其纤维长度要比印刷书报杂志的短。纤维短了韧性不好，但便于分解，不会堵塞下水道；而纤维长了韧性好，却不易分解，容易堵塞下水道。这就需要卫生纸制造商在两者之间取个平衡点，选择合适的纤维长度。
现在，卫生纸一般都加入了芦荟萃取液、蜡等柔软剂，也有的加入香精。但使用者一定要注意，如果对香精过敏，千万不要选购加香的卫生纸。
卷筒卫生纸尺寸多种多样，但最常见是宽10厘米、直径12厘米。有的厂商在卷纸上印有漂亮的水印，或是花瓣，或是厂家名号。通常，卷纸的档次越高，层数越多，有的多达6层，这样能确保其吸水性和韧性。
